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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中都到北京,揭秘明代73年定都路

2021-07-13 17:29 编辑:TF060 来源:北京日报

北京这座古都,正式以“北京”为名,始自永乐元年(1403年)正月,明成祖朱棣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”,改北平为北京。

当时,朱棣虽有意迁都北京,但迫于舆论压力,只能打着效仿太祖“中都之制”的名义,施行南京、北京的两京体制。

“中都之制”中的“中都”,在朱元璋老家凤阳,是明早期的三都之一。中都皇城是南京和北京的紫禁城蓝本,还比北京紫禁城大12万平方米。可惜的是,明中都建设6年即遭罢建,逐渐湮灭无闻,连正史中也鲜有痕迹。

幸亏有精通明史和历史地理的学者王剑英,在“文革”下放时发现此城,为北京找到了“前世”。随着考古推进,这座被重新发现的中都,正成为研究明代北京城的一个重要参照。

  明中都宫城航拍图

  1975年底,国家文物局派杨伯达、单士元、李怀瑶、王剑英、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

  王剑英在明中都遗址调查

  凤阳建设局帮助王剑英测绘明中都遗址

  凤阳鼓楼

  明中都遗址出土的巨型蟠龙石础

  明中都皇陵前的石像生

  明中都遗址发掘现场制作砖文拓片

穷县有个阔皇城

1969年,安徽省凤阳县黄泥铺村,来了一位奇人。荒凉的乡村公路上,他光着膀子,顶着寒风或烈日,常常跑上十几公里。当地的老乡大概从未见过这种景象,也没听说过马拉松,常问:“这人是不是神经有点毛病?”

这位跑者叫王剑英,是江苏太仓一名门望族的后裔,燕京大学历史研究院的最后一届研究生,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编辑。20世纪50年代,他曾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,担任历史地图组组长,可见其学识渊博。

48岁是做学问的黄金年龄,但在“文革”那个特殊的年代,他却被下放到了凤阳教育部“五七”干校,参加劳动锻炼。

干校学员每天写检讨,作交代,接受批判,还要干养猪等脏累的活儿。别人有此境遇,难免颓唐,王剑英却仍旧跑步、打拳、寻古探幽。他是明史专家,自然知道这里是朱元璋的老家,于是一有机会就到处探访。

盛夏的一天,干校学员到总部集中。王剑英听说离县政府不远,还有一座“老县城”,是清朝的凤阳县治所所在地。一个凤阳竟然有两座县城,王剑英觉得蹊跷,便趁午后的空闲时间前去查看。

走近“老县城”,他立即被雄伟的城墙震惊了。城南门内外须弥座上精美的白玉石雕,城内巨大的蟠龙石础,更让他目瞪口呆。凤阳是个远近闻名的穷县,怎么会有这样一座雄壮威严,华美精致的“老县城”呢?

登上南门的断壁残垣,他遇到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农,便打听此城的来历。老农告诉他,明代开国,要在此建都,军师刘伯温反对,建了都城而未定都,就留下了这座空城。

老人的话,王剑英并未当真。研究生三年,他师从邓之诚教授专修明史,如果在南京、北京之外,还有个都城,他岂能不知道?

其后,他又常常来到这里,不过不是来寻古,而是来拆城墙的。1969年是扒拆墙砖的高潮,“老县城”内外,人山人海,砖垛从墙根一直码到河边,一角五分一块的墙砖不仅在当地很抢手,而且还远销上海。当时凤阳新盖的公私建筑,几乎清一色用的都是那种长40厘米、宽20厘米、高11厘米,每块三四十斤重的砖,“五七”干校也不例外。

1972年元旦刚过,干校遣散学员,仅留下小部分有“历史问题”的人,转移至凤阳城内的干校总部,王剑英也在其列。

设在安徽省第四监狱内的干校总部,砖墙高耸,阴气逼人,王剑英却被周围的墙砖给迷住了。每当检查交代的空隙,他就在监狱墙砖上寻找文字,并一一记录。

他发现,这些砖上刻有江西、湖广等明初数十个府县的地名,有的还有官员名和工匠名。这些地名砖、人名砖,大概是当时为了保证质量,溯源问责,而进行的标注。如此高等级的明砖,在北京都不多见,难道老百姓口中的废都真有其事?带着疑问,王剑英迈出了考察明中都的第一步。

这一年,恰逢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开馆,他被暂时调回北京,再次主持开馆前的地图设计、绘图、修复工作。历史博物馆与北京故宫仅咫尺之遥,工作之余,王剑英常到故宫溜达,他发现故宫午门竟与“老县城”的南门在形制上相差无几。再仔细对比,发现更是惊人:

我原以为北京故宫的建筑一定是全国最精致、最豪华的,是无与伦比的。可是竟然完全跟我主观的想法相反:“老县城”南门须弥座上是绵延不断的、十分精致生动活泼的浮雕,有飞龙、翔凤、麒麟、奔鹿、双狮耍绣球,各种花卉和图案,而北京的午门仅两端有上点程式化了的图案装饰,其余全都是光秃秃的白石。

“老县城”的石栏板两侧都是精致的浮雕,北京故宫石栏杆两侧则全是光板,没有浮雕;“老县城”的石础是270厘米见方的蟠龙石础,而北京太和殿石础只有160厘米见方,没有任何雕饰,凤阳的建筑构件竟然比北京的精致,标准高。

1973年初,他作为专家参加了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审图会,并借机在复旦大学查到了乾隆时期编纂的《凤阳县志》,这部书勾勒出了明中都的兴衰。

原来,凤阳那座“老县城”,只是明中都的宫城部分。洪武二年(1369年),42岁的朱元璋下诏,以临濠(凤阳)为中都,按京师之制,加紧营建。“功将完成”时,他却突然下令罢建。以举国之力,耗时6年营建的城市,从此成了一座废都。

此后历经天灾人祸,明中都逐渐湮没。清代,凤阳县衙曾经驻在中都皇城里,这里就被当作县城了。600年后,不仅凤阳人不知“中都”称谓,就连分管全县文化、文物的部门,也对明中都一无所知。

通过文献研究,王剑英发现,明中都曾经宏大奢丽,不仅有皇城,还有与北京相仿的三重城;不仅有宫殿,而且还有太庙、社稷坛、圜丘、方丘、城隍庙、功臣庙、帝王庙等坛庙建筑;不仅有中书省、大都督府、御史台等中央官署,还有国子学、会同馆、观星台等文化外交机构;不仅有金水河、百万仓,还有许多开国功臣的宅第、坟墓等。

一人重现一座城

遥想当年宫宇重重,再看如今荒草萋萋,王剑英不禁悲从中来。他意识到,这些国之瑰宝,若不抓紧考察研究,让它重见天日,过不了多久,连遗迹也将被毁灭。

为了揭开中都面纱,他向干校负责人张健(后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)做了汇报。张健破例同意他每逢星期天可以外出考察,还借给他一辆自行车和一个少了三米的大卷尺。此后多年,王剑英仍对此善举念念不忘,他常对女儿王红说:“如果没有张健同志的支持,《明中都》这本书就写不成。”

从1973年4月起,一位年过50的外地人,操着浓浓的吴音,到处翻砖头,搞测量,逢人就打听凤阳的历史传说,成了当地一景。

回忆起对王剑英的第一印象,凤阳县人大原副主任陈怀仁曾说:“只见满身灰尘的王先生身背相机、水壶,正用皮尺丈量明中都承天门遗址。不远处是他的那辆破自行车,车旁边置一个化肥塑料袋,盛满了破砖碎瓦。当地干部背后嘲弄他,这个人是高教部‘五七’干校的下放干部,神经有点问题。”

虽然看起来像捡破烂的,但王剑英做的研究是高水准的。他根据历代都城和宫殿建筑的传统规划思想,以及从明中都到南京、北京,明朝先后三个都城建筑格局的承袭规律,以“小心求证”的研究态度,实地勘察、考证,印证明中都城墙、宫殿和皇陵的位置、长度、间距。

缺乏测绘工具,他就围着宫殿和城墙绕圈,通过步数来测算距离。如果是较大距离,他就在车轮上扎上红绳,以数车轮转动圈数的办法测距。后来发现,他用“计步测距”和“自行车测距”土办法测出的距离,竟与用现代仪器测出的结果完全吻合。

1973年国庆节期间,“五七”干校组织留守学员在安徽境内参观旅游。王剑英则利用这段时间,自费去全国各地查寻史料,以便与半年来的实地考察相互印证。

当时没有检索复印设备,许多重要古籍也没有整理出版,为了在海量文献中寻找有用的材料,他泡在图书馆善本室,抄录了20余本资料,“垒起来得有一米多高”。

王剑英的夫人陈毓秀在回忆这段时写道:

一度我们失去了联系,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,在南京还是在上海?住在南大招待所还是投宿哪个小旅社?或者已经回到了凤阳干校,白天骑着自行车啃着干粮咸菜走访社员,晚上开夜车赶写他的考察报告?

临近春节,“五七”干校的干部们大多回到北京过年了,仍不见到剑英的踪影。搬家不见人,过年不见人,他似乎把我和孩子们完全忘记了。

知夫莫若妻,陈毓秀知道,“他是把他自己忘记了”,在那种忘我的境界中,不幸和非议,与发现带来的震撼和喜悦相比,又算得了什么?

刘建桥是当时凤阳县文化馆唯一分管文物考古工作的干部,他对“老王”早有耳闻,见面却是偶遇。

当时,王剑英正爬在大木梯上,手拿《皇陵碑文》,与皇陵碑上的字一一对照。皇陵碑高达7米,碑文是竖排的,他每看一行,便从木梯上爬上爬下一次。几个来回下来,50多岁的人,已满身是汗,短裤背心全湿透了。

这一幕打动了刘建桥,几经波折,他把王剑英借调至文化馆,专职考察、研究明中都。研究凤阳花鼓的夏玉润就是这时在文化馆与王剑英相识的:

“那天,室外39度,屋内一无电扇、二无蚊香,仅穿一件裤头的王先生,一条湿毛巾披在肩上,赤脚插在水盆里,正趴在乒乓球桌上撰写《明中都城考》书稿。为了防止汗水湿透稿纸,他在右臂下垫了一块干毛巾。桌上、地上摆满了各种书籍、资料、地图,他不时地用左手拍打着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虫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的情景,这一画面永远定格于我的脑际中,虽时隔数十年,恍如昨日。”夏玉润说。

从炎夏到隆冬,王剑英夜以继日地工作着,为的是与扒拆遗址者赛跑:从1973年到1975年,是中都城遭受严重毁坏的多事之秋。眼看地面下的大桥一条又一条地被扒拆,西安门遗址下的木桩被吊起堆积如山。他忧心如焚,“担心材料还没写完,遗址倒先拆光扒尽了”。

即使是在撰写书稿最紧张的日子,凡是有单位请他介绍明中都的,不管路途远近,时间早晚,天气好坏,他都一律接受。只要听说城西公社水利工地开工,他必拍照绘图,拿出政策制止,讲述历史感化。

他的执着,看似无用,却让当地人逐渐改变了对“破砖烂瓦”的态度。一些机关干部得知遗址的新发现后,立即通知他,并陪同他一起赶往发现地;社员在遗址上挖掘出的龙瓦、凤滴水,也主动地送给他。

1975年春,《明中都城考》终于完稿。凤阳县有打字机、打字员的单位,都愿意免费替他录入。由于经费问题,书稿最初仅油印了150本,一部分送至省、地、县有关部门及领导,一部分由王剑英带到北京,送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、故宫博物院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、北京大学等单位及有关专家学者。

很多专家熬夜读完了这本小册子,兴奋不已,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评价说:“《明中都城考》实实在在比箫洵《故宫遗录》叙述元代宫室的贡献还要大,使一座已经湮没无闻的明代中都重新复活了。过去我一直以为北京故宫是照南京故宫建的,现在才弄清楚原来连南京明故宫也是照凤阳明中都改建的。”

学界的轰动,也引起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重视。同年10月26日,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委派杨伯达、单士元、李怀瑶、王剑英、徐苹芳5位专家到凤阳调查,高度肯定明中都皇城和皇陵的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。1982年3月10日,国务院公布“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”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一般而言,发现和研究一座城市遗址,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,从发现、勘察、宣传、摄像、考证、绘图、撰写研究报告,直至争取国家认证,往往需要一个团队,数年功夫。而王剑英却在非常的历史时期,在没有研究经费,没有测绘工具和仪器,没有合作伙伴的情况下,赤手空拳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,这本身就是个奇迹。

“冥冥之中,父亲之前积累的历史学、考古学、考据学、地理学、地图学等多学科学养,似乎都是为了寻找、发现、研究明中都而积淀、准备的。”回想父亲当年与明中都的相遇,王红感慨道,“这是不幸中的幸运”。

中都错失帝都位

很多人都知道明代有北京、南京两座都城,但明中都却鲜为人知,连泰斗级专家单士元也对它“到底建成了没有,一直模模糊糊,很不清楚”。这是何故呢?

原来,古代帝王实录“多书美而不书刺”,明代的实录、会典、纪传、碑铭等宫廷典籍,似乎是有意隐讳,很少记载中都宫殿。景泰年间修《寰宇通志》,虽有“中都宫殿在(凤阳)府城万岁山南”的记载,但英宗复辟,《寰宇通志》亦废。

虽然史料少而分散,但《明中都城考》却旁征博引,将各种史料一网打尽。近年参与明中都遗址考古的故宫学者宁霄说,“很难想象,在没有电脑检索技术的年代,王先生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找到这些资料的。近年虽然有不少学者在研究明中都,但几乎没发现新史料。”

通过王剑英的《明中都城考》,这座被遗忘的城市找回了它的记忆:

1367年9月,吴王新宫在金陵落成。第二年,朱元璋在新宫即皇帝位,国号大明。

此时天下已定,都城却悬而未决。朱元璋先给自己理想的定都地——开封(汴梁)一个“北京”的虚衔,并亲自勘察,准备建都。然而,那曾经繁华的汴梁城,久经战火,已是“人烟断绝、积骸骨成丘”。

开封被定为“北京”的第二天,大将军徐达攻占元大都,改大都为北平。元朝灭亡后,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关中、洛阳、开封、北平、南京等地,都成了首都的可选项。朱元璋表面上与群臣商议,内心却主意已定:抛弃已经建设得有模有样的南京,定都老家临濠(今凤阳)。

他的理由是临濠“前江后淮,有险可恃,有水可漕”,但究其根本,还是“圣心思故乡,欲久居凤阳”。朱元璋和他的乡党小伙伴们,大都是苦出身,现在有了富贵荣华,自然想要衣锦还乡。

中都是按照京师,也就首都的规格建造的,规划起点自然非同一般:外郭城范围达到50平方公里,与元大都相当,而宫城达84万平方米,比后来的北京故宫还大12万平方米。全城设104坊,各类衙署、坛庙、宅第一应俱全,布局建构可说是后来北京城的高配版。

众臣中排名第一的李善长是建设凤阳中都的总负责。主持明中都考古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王志说:“朱元璋常把李善长比作自己的萧何,李善长自然知道萧何建造未央宫的典故,在中都建造中一定会竭尽所能来讨好朱元璋,这可能是明中都皇城穷奢极丽的重要原因。”

在中都营建中,木材不仅“令天下名材至斯”,还遣使到附属国“求大木”;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作基础,上面再垒砌大城砖;砌筑时则以石灰、桐油加糯米汁作浆,关键部位甚至“用生铁溶灌”;所有的木构建筑“穷极侈丽”,画绣的彩绘鲜艳夺目,所有的石构建筑“华丽奇巧”,雕镌的图案精美绝伦。

营建中都的劳工,由全国征调而来。据王剑英考证,工匠近9万、军士7万、移民近20万、罪犯几万人、民夫45万,参与者总计近百万。

洪武八年,中都工程开工六年后,朱元璋第二次到工地视察,其间发表了祭告天地的祝文。祝文先是一大段忆往昔峥嵘岁月,然后又把自己的家乡夸了一顿,最后也感慨了一下工程“实劳民力”,好在“功将告成,惟上帝后土是鉴”,迁都意向已经非常明显了。

奇怪的是,就在朱元璋返回南京后不久,他突然下令“诏罢中都役作”。倾尽全国之力的超级工程,在即将建成之际,戛然而止,这到底是为什么?史籍记载非常含混。

官方说法是,中都花费太多,不符合勤俭节约的治国方针。的确,朱元璋立国后,一直标榜节俭,每天早饭,只是青菜加一碗豆腐,所睡的床铺,也和中等人家无异。可此时中都城已经修得差不多了,要花的钱差不多都花出去了,这时候说停建,不等于更大浪费吗?

王剑英从各种文献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,他认为,“压镇事件”是中都停工的导火索。

为了赶工期,民夫军士“病无所养,死无所归”,作为反抗,他们在朱元璋视察时,用纸人木偶之类的东西,置于宫殿屋脊上进行诅咒。

此事让朱元璋蒙上一层厚厚的心理阴影,甚至两年之后,还“因工匠压镇,百端于心弗宁”。他在祭告天地时,特地忏悔:“役重伤人,当该有司,叠生奸弊,愈觉尤甚,此臣之罪不可免者。”

还有一些明史学者认为,对淮西集团的防范,才是中都停工的真正原因。

刘伯温是当初唯一反对建都凤阳的,他说“凤阳虽帝乡,然非天子所都之地”,原因是“地势曼衍”。用现在的眼光看,凤阳紧临淮河,容易发生洪涝灾害,长期的水灾又导致土地盐碱化,粮食产量低,且地处丘陵,非交通要道,确实不宜建都。

朱元璋起初听不进去忠言,但洪武八年,就在他从中都回南京后的第三天,退休老谋士刘伯温的死讯传到了京城。他原来只是身有小恙,但吃了宰相胡惟庸的药后病情加重,撑了几个月就驾鹤西去了。刘的死,让朱元璋对淮西集团越发忌惮,要是到了老家,到处都是这些功臣们的亲朋好友,那还不彻底反了天?

罢建后,中都政治地位下降,经济萧条,被朱元璋迁徙来的大量人口,缺粮少食,只得唱着花鼓,逃荒求生。

关于“中都罢建”,王志认为,“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发掘,或许能提供新的视角。很多细节显示,中都皇城的完成度并没有想象的高,史料上对工程的记载,不排除是李善长虚报了进度。按照当时的工程标准和营建速度,要使中都成为成熟的都城,恐怕再用六年也无法完成。从这方面看,‘以劳费罢之’并非完全是托辞”。

迁都北京曲折多

还乡建都失败后,朱元璋耗时两年完成了对南京宫殿的改建。改建时,很多地方都沿用了中都规制,虽然较为朴素,仍颇有帝都气象。

本该安心当皇上的他,仍觉不称心。金陵虽虎踞龙盘,但国运不昌;吴王新宫“前昂后洼,形势不称”;填湖而建的宫殿容易积水,这些缺点都令老年的朱元璋不胜其烦。

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,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,意在考察迁都西安的可能性,但又因朱标早逝终于作罢。痛失爱子之后,朱元璋最终打消了迁都的念头。

至此,明朝建立已31年,首都在南京和凤阳间摇摆,汴梁和西安也是种子选手。但曾经繁盛的元大都、远在北方的北平,却从未纳入皇帝的视野,还成了民间传说里的“苦海幽州”。

朱棣迁都北京之前,这里尽管是金元两朝的都城,但对于明朝廷来说,却并不是理想的建都之所。

谁愿意把都城放在离强悍的蒙古部落很近的地方?谁愿意把都城放在一个已经被异族统治了四百多年,刚刚收回的城市?谁愿意把都城放在一个胡风文化深厚的城市?能做出这种选择的,除了朱棣,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。

朱棣想迁都,原因很多。有人说他的江山是抢来的,在南京做皇帝,内心难安。这恐怕有点小看永乐大帝了,多次北征蒙古,“天子守国门”对他而言,可不是一句漂亮话。也许,大元帝国缔造者忽必烈,才是他真正想要超越的目标。

他也不是心血来潮,而是从靖难之日起,就有了清晰的规划。登上皇位后,他知道迁都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和反抗,就用温水煮青蛙的模式,让反抗的力量渐渐平息。这种“只做不说”的做法,使得迁都北京和宫城改建问题,自明清以来就存在不少模糊不清,甚至相互冲突的说法。

作为建都的标志,紫禁城的营建始于何年?《明史》等史书都说是“永乐四年”,300多年来,治史者对此深信不疑。王剑英却在研究明中都的过程中,追根寻底,得出了“始于永乐十五年”的结论,并指出“永乐四年”只是“诏建北京”而未动工。他的《明初营建北京始于永乐十五年六月考》令群儒折服,如今,这个结论已被史学界普遍接受和采用。

永乐元年(1403年)正月,朱棣皇位还没坐稳,就把北平改为北京,称“行在”。同年,迁直隶、浙江等地的富户到北京,派工部尚书宋礼到南方准备大木,命工匠次年集结到北京。永乐四年,准备工作已就绪,为什么此时下了诏书,却未动工,反而又等了十年呢?

永乐五年,徐达之女、也就是在靖难之役中为朱棣坚守北京城的徐皇后去世。借这个由头,朱棣巡狩北京,不到50岁的皇帝,出人意料的将陵寝选在北京昌平。

准备好的工匠和木料都投入到长陵的建设中,与此同时,北京增加了十个卫所,治理了大运河,修了城墙。这些,都是在为迁都做准备。

到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,朱棣正式宣布迁都时,大臣们想反对,已经是有心无力了。朱棣这才开始修建紫禁城,很多记录表明,元大内可能一直保存到这一年,才“撤而新之”,彻底拆除。

永乐十五年,北京西宫建成。朱棣离开南京,坐镇西宫,亲自督建。十八年,紫禁城落成。十九年,各种礼制建筑也悉数竣工。

北京宫殿比南京更加轩敞、壮丽,虽然达不到中都标准,但也堪称建筑奇观。永乐朝紫禁城的奉天殿,在今天太和殿位置,但比现在的太和殿大1.5倍,面阔达95米,如果保存至今,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木制殿堂。

永乐十九年(1421年)正月初一,62岁的朱棣,在刚建成的奉天殿接受百官祝贺,北京由“行在”改为“京师”,进行了快二十年的迁都事宜,终告完成。

从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,到1420年北京紫禁城落成,53年间,明帝国相继建设了中都、南京、北京三座都城,新建、改建了包含北京西宫在内的4座宫殿。近乎疯狂的都城建设,将微薄的社会财富耗尽,整个社会的怨气一触即发。

在这个节骨眼上,一场神秘的大火点燃了建成不足百日的紫禁城,奉天、华盖、谨身三座大殿化为灰烬。一向自信的朱棣也十分惊惧,不得不像朱元璋一样为建都问题发布了罪己诏。

三年后,朱棣死在北征蒙古的归途上,他的儿子朱高炽又把北京变成了“行在”,并筹划“还都南京”。仅仅过了一个月,朱高炽就病逝了,他儿子、从小生长在北京的朱瞻基,碍于父亲的遗言,并没有恢复北京的京师之名。

朱棣的重孙子朱祁镇即位时,北京作为首都的基础已很牢固了。于是朱祁镇顺水推舟,进一步完善了北京的各项设施,重修了“三殿二宫”。1441年九月,北京的各种公文去掉“行在”二字,正式成为首都。至此,困扰明初统治者70多年的都城问题,才彻底解决。

我国历史上,迁都的事不少,但像明代这么能折腾的,仅此一例。明中都作为大明第一座体现帝王意志的都城,其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,对后来改建南京,营建北京形成了很大的影响。

北京与中都互为参照

提起明代北京城的修建,有无数民间传说,无论哪个版本,开头都要来一句“苦海幽州”。可见,元灭之后,这座曾经的国际化大都市遭受了重创。

相传,朱棣派军师刘伯温和姚广孝去建北京城,镇压恶龙。他俩暗自较劲,却不约而同地听到“照着我画,照着我画”的童稚声音。两个人一想,这不是八臂哪吒么?结果,背靠背地画出了两张一模一样的图,都是“八臂哪吒城”。

这个传说虽然流传很广,但北京城既不是刘伯温造的,也不是姚广孝造的,而是以元大都为雏形,在明代不断改造而成的。哪吒的三头八臂两脚,指的就是元大都的11座城门。

元大都的规划师是忽必烈手下的“和尚宰相”刘秉忠。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式的人物,也可以说是刘伯温、姚广孝的合体,民间传说大概由此而来。由他缔造的元大都,遵循《周礼·考工记》的王城制度,给北京留下了中轴线、胡同、大运河等宝贵财富。

攻克大都后,朱元璋立即派工部尚书张允测绘了大都宫殿,编绘了《北平宫室图》。显然,这是在为兴建中都做准备。

“考古发现,朱元璋虽然提出‘驱逐胡虏,恢复中华’的口号,并表示要复汉官之威仪,但明中都的城垣格局、皇城外T形广场、外金水河的布局、宫殿形制等,均与元大都有继承关系。”王志说,明中都承前启后,是介于宋元和明清之间,都城变迁中的过渡形态。

中都宫殿虽参照元大内,又存在大量创新。前朝部分除了主殿外,在东西两侧还设置了文华殿和武英殿两组院落,分别作为太子东宫和皇帝的便殿,以适应明朝的行政模式。

最杰出的是,明中都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“三朝五门”制度,转化为前导区,安排在宫殿之南。相比元大都,明中都南宫门到南城门间的距离长了两倍,因此可以在午门与洪武门之间摆下端门、承天门、大明门。同时,象征皇室正统的太庙,移到了阙门之左;象征疆域版图的社稷坛,移到了阙门之右。这种布局,用一重重的墙与门,把中轴线上的皇权威严,推向顶峰。

城市考古专家徐苹芳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的是,在这条轴线的大明门位置,还出现了一条宽阔的东西向大街,与南北轴线十字交叉,称为“云霁街”。这条街串联了中都城的钟楼、鼓楼、祭祀坛庙,俨然是今天北京长安街的雏形。

王剑英分析,朱棣在少年时代,曾两次去凤阳祭祀皇陵,看到了营建中都的过程。青年时代,他又与兄弟一起到凤阳讲武练兵,在那里住了4年。因此,北京吸收了不少明中都规划上的精华。

由朱棣亲自督建的紫禁城,叠合在元代的中轴线上,但向南移动,既避开了元故宫不大吉利的“地气”,也更趋近于改造后的北京城市中心。在单士元看来,紫禁城的布局和明中都类似,如午门、紫禁城四角楼、三大殿、东西六宫、左祖右社、内外金水河等。

永乐十七年,北京的南城墙自长安街的位置向南拓展到今前三门大街,这大大扩展了宫殿前的空间,中都宏伟的前导区也被移植过来,连洪武门、承天门这些名称都原样照搬。

中都宫殿在万岁山之南,北京无山,则筑一土山,也名万岁山。这座山就是今天的景山,它是全城的制高点,也是平面上城市对角线的中心点。中都有日精峰,月华峰,北京紫禁城左右,虽无山岭可命名,而宫殿之中则有日精门,月华门以象征。

元朝宫殿的南面,并无东西向的大道,中都的“云霁街”搬到北京后,改称“长安街”,这条路两端虽无钟鼓楼,但在相应的位置建了东单、西单牌楼,由此创造了城市的东西轴线。

嘉靖九年(1530年),恢复明初天地分祀礼,建了天坛和地坛,其制度和方位都与凤阳明中都的圜丘、方丘相同。帝王庙虽然是在永乐营建北京之后100多年建的,但是从中仍能看到明初营建中都的影响。

安徽与故宫联合考古

北京和明中都,是相互借鉴的两座城。在今日的凤阳城,还能找到北京城的源头。

凤阳城中,一条中轴贯穿南北,洪武门、左右千步廊、大明门、承天门、端门等位置依稀可辨,有些建筑已经复建。东西轴向的云霁街两端,钟楼、鼓楼相对而立。凤阳鼓楼建成600多年来,几经沧桑,屡废屡建,台基一直保存完好,基上柱础排列整齐,门洞上“万世根本”四个楷书大字,据说是朱元璋手书的。这座鼓楼基座长72米,宽34米多,是后来北京鼓楼规模的1.5倍,南京鼓楼的2.5倍,雄壮得令人震惊。

明中都午门左右,厚重的砖砌城墙尚余1100余米左右;午门基台的白玉石须弥座上,连续不断地镶嵌着浮雕,总长达四五百米。这些浮雕高32厘米,深度达到3-5厘米。与之相比,南京明故宫的午门须弥座上只嵌有少量花饰,深度约1厘米,其余全是光面石块;北京的午门石雕,只有一个花饰,形象、尺寸几乎与明中都一样。

明中都的其余地上建筑虽然都不复存在了,但留存的遗址格局基本保存完整,包括城墙、城门、护城河、宫殿、金水河、建筑、道路、水利设施等。现在,为了保护这些遗址,凤阳城内建了十多处城市公园,随处是景、处处飘香。

在明中都禁垣(相当于北京的皇城)地下,目前已勘探发现的夯土基址有137处,河道、水井、灰坑、道路、窑址等重要遗迹,勾勒出了建筑的基本布局。

随着明中都越来越有名,北京的一些地理历史爱好者,把去凤阳寻找北京的“前世”,作为一种小众的玩法。长安街、午门、东华门、西华门、角楼等诸多称谓,让他们有种天然的亲切感。

不过,就在几年前,明中都皇城遗址,还是一片“脏乱的旧城”。21世纪初,在房地产大潮的冲击下,明中都又到了湮灭的危急关头:

太庙遗址、中都城隍庙遗址、开国功臣庙遗址、历代帝王庙遗址陆续被卖给开发商;长春门遗址被铲平,建起了公路;洪武门遗址被铲除一半,建起了公路;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观星台遗址所在的独山、明中都的主山凤凰山在数十年开山取石中,已是千疮百孔……

2013年是转机之年,那年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获国家文物局立项,凤阳县政府也及时调整了《2010-2030年凤阳城市总体规划》,其中最大的亮点是,投入13.8亿元,将中都禁垣内的1308户居民、20个工厂、10个养殖场、4所学校全部迁出。

随着明中都的历史在城市建设中被展示出来,仅几年间,凤阳人对遗址的保护意识迅速提高:为了保护明中都的天际线,政府调低了建筑的限制高度;一些已经卖给开发商的遗址土地又被赎了回来;各种遗址公园相继建立;从法律上保护明中都遗址的条例今年也将出台……这个城市正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灵魂。

2017年12月,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。更可告慰王剑英的是,现存的明中都皇故城城墙,包括西墙、南墙的西半部,及较完好的午门和西华门墩台,全长1350米,已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,经专家现场考察,初审通过,并列入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。

“明中都的全面保护和研究,正逐渐实现着先生遗愿。”王志介绍,王剑英在《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》中曾16次提到,需要勘探发掘来进行求证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5年启动考古发掘,以中轴线为核心,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、承天门、外金水桥等遗址。2017年,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,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。

最早的奉天殿什么样?明中都外金水桥到底有几座?天安门的雏形是几座门?很多问题都在发掘中得到了解答。

发掘确定,外金水河上为七座桥基,桥的宽度均大于南京、北京相应的金水桥,桥址的分布体现出井然的等级秩序。另外,桥基券石的卯榫结合部还发现多处有塞铁片或灌注铁水,证明史料所言非虚。无独有偶,北京故宫的外金水桥也是7座,除了天安门5个门洞对应5座之外,太庙和社稷坛还各对应一座桥。

承天门的城门布局非常独特,“三个门洞位于城台正中,城台两侧与禁垣墙连接,在城台两侧各开一偏门”。今天的北京天安门是5个门洞,王志认为,承天门“3+2”式门洞布局是唐代以后首次将5个门洞布置在都城第二道城的正门位置,或许是北京天安门五门洞格局的雏形。

在遗址公园内,前朝宫殿的发掘正在进行中。宫殿基址连续做了多年发掘,但形制却“越来越复杂”,现已证明,宫殿台基绝非表面所见的“中”字形,而是更接近元大都的“工”字形。不过,“要完全厘清宫殿及其附属建筑的形制,仍需进一步工作”。

从故宫到凤阳,宁霄觉得“这里更能施展得开”。北京故宫考古慎之又慎,只能进行“微创”发掘,一般都是见“面”即停,也就是发现了重要的砖面、地面、活动面后就不再向下清理了。而且,考古发掘面积极为狭小且难有余地,一直有“管中窥豹”“盲人摸象”的困窘 。而明中都考古,可以大开挖,这对于北京宫殿变迁、营建时序以及施工工艺、甚至哲学思想等都有启发。

对于明中都外金水桥的发掘,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就评价道:“没想到此次外金水桥发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础构造,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,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桥桥面以下基础构造、建造工艺找到了很好的参照范本。”

(原标题:永乐归京——从中都到北京,明初73年定都路

来源:北京日报 记者:孙文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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